技术开发工作在外方本部进行，任何小改进也不让做。

最终，在法国海军的支持下，大陆军于1781年9月在南方港口城市约克镇（Yorktown）打赢了关键一战，迫使英军投降，从此扭转独立战争的局面。负债累累的政府是一个权力难以扩张的政府。

今天来看，汉密尔顿的债务重组举措，好像只是一种简单的债务证券化运作，但是，他的天才创新在于，这三只债券埋下了纽约证券交易所、也就是华尔街的种子，因为这些债券从1790年10月上市交易后，加上次年由汉密尔顿推出的美国银行（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股票，立即将市场的关注聚焦在这四只证券上，强化价格发现机制，提升流动性，集中展现市场活力。尽管如此，8月27日，皇家海军轻而易举夺下曼哈顿边上的长岛，大陆军惨败。相反地，如果是政府穷民间富，政府有求于民间，政府权力只好让位于民间权利。随即，华盛顿任命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他的首要任务是对付巨额公债。这就是著名的波士顿屠杀案（Boston Massacre）。

那么，如果出现天灾人祸、战争、经济危机等，这些非经常性、长期公共项目开支怎么办呢？这就需要金融市场的支持。在这种时候，我们尤其有必要重新认识自由、民主、法治的财产和金融基础。许多区域都在此提高福利标准的竞争，这也是所谓的一个内部人可以控制的特殊机制。

欧洲是分散的城市化，但东亚则是走大城市为中心的模式。要降低城市化成本，政府必须要在三件事情上作出重大努力。估计最少还应有15年以上的贸易顺差，中国农村劳动力通过这条道路继续转移。日本是典范，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也基本上是这种模式。

中国宏观统计口径上税负是那么多，实际上加上微观层面上的收费等，水平可能要高不少。拉丁美洲也是走大城市道路。

另一道路就是东亚模式，普遍采用的是集约化城市化模式，尽量地压低城市化的速度，一直尽力地保持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快速到什么程度呢？大概在人均3000-5000美元的时候，他们就实现了78%的城市化率，这个水平和最高收入的发达国家一样高。如何重振发达地区的下一步发展，都要探讨新路子了，这些在工业化架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城市，如何定位，如何独立发展出来服务业，是这些地区面临的问题。第二是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要更好地发挥城市化的效应，能承载出更多的服务业的发展，承载更多的就业，要更多地消化从工业析出来的人口，也就是说中国下一阶段的城市化道路要采用什么模式？现在已经到了什么阶段？我个人的基本判断是到了决战中部的阶段。

中国如果有这个资源条件，可能也是作如是选择。中国现在人均GDP3000美金，大规模城市化过程若把工业挤占过度，则会损害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农民工现在离开城市，只能带走个人交的那部分社保，而企业交的社保是不能带走而留在当地的。在土地短缺的基本约束下，如果仅凭自然之力，或者按照纯市场的逻辑，再加上政府的短期行为，只能把房价越炒越高。

很多发达地区已经发现，只要企业、制造业转移走，很多社保的钱都支付不起了。土地基金就相当于香港的财政收入，它使得香港是个无税务区。

他们仅用2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城市化。当然现在随着服务业的外部进程加快，服务业的国际化需求成为了另一种转移劳动力的新路子，这在东亚奇迹发展过程中还没有出现。

社保水平提高带来了企业的负担，五险一金的社保成本现在大概占农民工工资的35%以上，高的达到45%，这无疑提高了企业的用工成本。在工业化时期，政府的支出都是以经济项目为基准的，所以在生产性领域的投入都很高。这样下去，区域冲突会非常大。但香港这套政府和地产商联手的模式，有一个很大的用途：它是土地基金。而税收也是围绕着支持生产的，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比较少，所以收取的税也比较低。社保支出的水平在全国区域中攀比的现象非常厉害，与行政管理费在区域性攀比的逻辑一样。

1997年后，中国的城市化进入了加速期，直至2008年城市化率达到45%的水平。走大城市道路降低城市化的成本现在看是必须选择的一条道路了，论证很多，麦肯锡、世界银行等很多机构都测算了大城市化的推进规模效益要高于分散式的城市化。

2006年与改革开放那一年比，名义上已经增长了143倍。大城市化的推进规模效益要高于分散式的城市化 城市化有其自身的规律，从全世界来讲，虽然大国小国有一些差距，但一般城市化水平在30%时，就从起步进入了高速成长期。

西部各省的自然资源丰富，大不了学拉美，以卖资源为主，重点发展一产和三产。1985年俞正声在烟台当市长时，最先学的。

一些大城市，像北京现在提出要达到45%。第三阶段是1997～1998年，居民可以全面介入到住房的购买，可以借贷，而且取消了福利分房，城市的土地和住房买卖由市场所决定，这才开启了中国真正的城市化道路。本来按照亚洲传统，社保的水平是比较低的，但中国的社保水平是与一大批官员利益高度相关的。当前城市化高成本的最直接原因就是多层次的政府管理体制 对制造业的转移起决定作用的是运输成本半径，它不可能转移得太远。

而一旦经济出现问题，当大量农民工撤离时，很多地方发现社保基金亏空，才发现当地的社保水平定得太高了，现在很多城市已经遇到过这个问题了。一是合理规划，调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合理发展。

有点解决温饱那感觉，是以进入临近城市为基准，从原来居住点转移到临近城市来进行城市化，是就近转移农业人口。中国的房价接下来会不会走向一个更大的泡沫，也是值得观察的。

地方政府该征地征地，该干吗干吗，只要保了耕地红线，与中央政府都没有关系，税收也没有关系，中央政府从城市化，从农地征用没有任何好处，也没有干预的权力。但亚洲有一个很奇异的地区就是香港。

来源：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 进入专题： 城市化 中部崛起 。制造业是一个以全球供给为特征的产业，他不但满足本国需要，更是满足全球的需求，因此其规模能力能超越一国的边界快速转移剩余劳动力，迈向现代化，东亚四小虎就超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超过了1.5万美金以上，进入发达国家。全世界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但是普遍走向的是大型城市化模式。社保的支出、行政管理费用的飙升和住房价格的上升，城市化成本主要由这三块构成。

而在达到50%以上的水平后，城市化则是国家应该进行选择的城市化了。这个说来话长，新加坡当年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李光耀为了让大家能够热爱新加坡，就搞了个非常低价的城市住房供给结构，国家亲自出动，强硬建立住房公积金，从而形成了一个很独特的城市化模式。

整个亚洲的基本约束是人多地少，资源匮乏，人多是优势，制造业特征是具有全球的扩张性特征，它不同于传统服务业是自我服务型的，只要有制造业竞争优势，多少劳动力都能转移到工业部门，它的市场是全球性的，不是内部的，这一点就决定了亚洲国家都要选择制造业来转移劳动力，中国也不例外。但也导致两个问题，一个是土地要素价格上升很快，工业用地价格上升也很快，虽然从一个层面上说节约了用地，但也使之前没能转型的企业压力很大。

中央现在也这么做了，位置是摆在第一位了，数量也不小，说明中央也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大城市已经开始明白这点了，像广州、深圳等城市也一样，因为这样下去没有年轻人留在这了，所以都在考虑在保障性住房上下功夫。